第三百八十七章 和平谈判（3/3）
年11月以后，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，和中国政府谈判，结束战争。1939年3月，日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∶“姜瑞元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，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，与日本共同合作，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，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”。
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，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，这正好与汪兆铭等人的“和平救国”论看法不谋而合，党内对“是战还是和”的问题上，发生了重大分裂。
但由于“主战”和正义联系在一起，“主和”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，所以政府内“主战”派还是占绝对多数。
在此情况下，汪兆铭等“主和派”开始了独自的“和平工作”。不过姜瑞元在“主战”和“主和”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，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，另一方面对汪兆铭等人的“和平工作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。
身为党事委员会委员的姜瑞元，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“和平工作”的官员，使汪兆铭的“和平工作”得以顺利进行。
1938年11月3日，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，提出只要政府更变人事组织，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。日本所说的“更变人事组织”，就是指姜瑞元下野。
11月16日，汪兆铭和姜瑞元一同吃饭时，劝对方下野以促成中日和谈。他在饭局中温声劝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党的责任，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，以谢天下。”
想做一代英主的姜瑞元，自是无法答应这种条件，他板着脸反问我们如果辞职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？”
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，最后姜瑞元还是不肯答应说都是一样，我们不必再争论了。我已经困了，要睡觉去了”。
于是他将汪兆铭一个人弃置不顾，睡觉了，这也促使汪兆铭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。
汪兆铭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“云南王”龙云的支持。他派妻子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，龙云对姜瑞元改编他的军队，调用云南的物质，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。
龙云对陈璧君下了承诺汪是党国元老，在国内外声望极高，只要他登高一呼，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。姜瑞元一贯阴险奸诈，排除异己，所以汪发动和平运动、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。除了红门和冯焕章等少数赤化人之外，都会拥护汪出来倡导和平事业，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。”
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，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。1938年11月12日，汪兆铭派梅思平、高宗武等人为代表，日本派影佐帧昭、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，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“重光堂”举行最后谈判，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，最后达成了所谓“重光堂协议”。
这个协议主要针对的对象，是红门，因为双方约定在内蒙建立防红区，并且同意日本在那里驻兵，以应对来自苏俄的威胁。
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。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，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“分而治之”。
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，又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再于1938年4月在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。
要不是被华军收复了南京，现在这个为政府还可能继续存在着。
日方本来计划汪兆铭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，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，由汪兆铭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。由于他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，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兆铭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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