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0. 单于（1/2）
习到官，诱谕招纳，皆礼召其豪右，稍稍荐举，使诣幕府。
豪右已尽，乃次发诸丁强，以为义从；又因大军出征，分请以为勇力。
吏民已去之后，稍移其家，前后送邺，凡数万口；其不从命者，兴兵致讨，斩首千数，降附者万计。
单于恭顺，名王稽颡，部曲服事供职，同于编户。
边境肃清，百姓布野，勤劝农桑，令行禁止，贡达名士，咸显于世。
梁习对并州境内匈奴各阶层的统治是：首先推荐其豪右到中央任职，以防止他们在原地兴风作浪；次即征发强壮男丁，以为“义从”；对一般匈奴部众，则趁中央大军出征，分清以为“勇力”。
这样，既可为国家补充精勇军队，同时也给匈奴部众开辟建立军功的机会。
等豪右和丁强皆已离境，然后把他们的家属迁往邺城，充作质任。
至于不服从调遣和政令的，则予以镇压。
对于州界名士，皆量才录用，或贡达朝廷。
这样，匈奴上下皆服从供职，同于编户。
至于曹操及其后统治者对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，史书有以下记述。
《通鉴》卷67建安二十一年载：
南匈奴久居塞内，与编户大同，而不输贡赋，议者恐其户口滋蔓，浸难禁制，宜豫为之防。
秋七月，南单于入朝于魏，魏王操因留之于邺，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。
单于岁给绵、绢、钱、谷，如列侯。
子孙传袭其号。
分其众为五部，各立其贵人为帅，选汉人为司马，以监督之。
《晋书》卷97《北狄·匈奴传》亦言：
后汉末，天下骚动，群臣竟言，胡人猥多，惧必为寇，宜先为其防。
建安中，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，部立其中贵者为帅，选汉人为司马，以监督之。
魏末，复改帅为都尉。
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，居于太原故兹氏县（今山西汾阳县）；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，居祁县（今山西祁县东南）；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，居蒲子县（今山西县）；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，居新兴县（今山西忻县）！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，居大陵县（今山西文水东北）。
《晋书》卷56《江统传》言：
建安中，（曹操）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，听其部落散居六郡，咸熙之际（2**年），以一部（指左部）太强，分为三率（同帅），泰始之初（265年或稍后），又增为四。
由上可知，随着匈奴部众居地的扩充和人口繁殖，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愈严密。
曹操时的政策是：
（1）留单于呼厨泉于邺，以防其惑众生事；（2）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：（3）分匈奴之众为五部，以削其势；（4）令汉人为各部司马，以收匈奴贵族之权。
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，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，固无问题，但如遇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，就会失去控制，甚至遭到倾覆之祸。
当时有识之士，早已预见及此。
《三国志》卷28《邓艾传》载：
是时，并州左贤王刘豹并为一部，艾上言曰：“戎狄兽心，不以义亲，强则侵暴，弱则内附，故周宜有犹之寇，汉祖有平城之围。
每匈奴一盛，为前代重患。
自单于在外，莫能牵制，长（去字之误）卑诱而致之，使来入侍。
由是羌夷失统，合散无主。
以单于在内，万里顺轨。
今单于之尊日疏，外土之威寝重，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。
闻刘豹部有叛胡，可因叛割为二国，以分其势。
去卑功显前朝，而子不继业，宜加其子显号，使居雁门，离国弱寇，追录旧勋，此御边长计也”。
又陈：“羌胡与民同处者，宜以渐出之，使居民表。
”
邓艾和曹操一样，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，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，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，仍需继续分割其势，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，以断祸根。
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（299年）江统发表的著名的《徒戎论》还早了四十八年。
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，切实行之就很难。
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：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，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，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。
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说，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。
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，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徒走呢？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？事实上，匈奴内迁后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且日益汉化。
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，匈奴还是过着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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