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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九章 法护比丘(1/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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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,中国第一古刹,世界著名伽蓝,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,有中国佛教的“祖庭”和“释源”之称。

东汉永平七年,汉明帝刘庄(刘秀之子)夜宿南宫,梦一个身高六丈,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,在殿庭飞绕。

次日晨,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,博士傅毅启奏说“西方有神,称为佛,就像您梦到的那个一般。

汉明帝听罢大喜,派大臣蔡音、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,拜求佛经、佛法。

永平年,蔡、秦等人告别帝都,踏上“西天取经”的万里征途。

在大月氏国,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、竺法兰,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,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。

永平十年,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,用白马驮载佛经、佛像同返国都洛阳。汉明帝见到佛经、佛像,十分高兴,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,亲自予以接待,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“鸿胪寺”暂住。

永平十一年,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。

为纪念白马驮经,取名“白马寺”。

“寺”字即源于“鸿胪寺”之“寺”字,后来“寺”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。

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《四十二章经》,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。

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,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,在公元6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,有一百九十二部,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,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。

曹魏嘉平二年,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。

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。

随后,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《僧祗戒心》。

同一时期,安息国僧人昙谛,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《昙无德羯磨》。

至此,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,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,为中土戒律之始。

曹魏甘露五年,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。

这一天,朱士行依《羯磨法》登上戒坛,长跪于佛祖面前,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。

自此,儒家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”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。

佛教在中国扎根、传播最初的二百年,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。

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,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;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佛经和戒律,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……

总之,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“第一”紧紧联在一起的,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。

王生步入其中,便是能够很真切的感受到白马寺的底蕴。

哪怕是经过战火的洗礼,但是历经时间洗礼,白马寺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,而且比之从前,似乎还有庄严不少。

白马寺整个寺庙坐北朝南,为一长形院落,占地极广。

穿越到来之时,王生也来过白马寺,当然,当初他心事重重,自然是没有心思欣赏的。

现在便不一样了。

在身侧的僧侣介绍,王生也知道这白马寺的主要建筑有天王殿、大佛殿、大雄宝殿、接引殿、毗卢阁等,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。

虽不是创建时的“悉依天竺旧式”,但寺址都从未迁动过,因而汉时的台、井仍依稀可见。

有五重大殿和四个大院以及东西厢房。

整个寺庙布局规整,风格古朴。

说起来,现在佛教,也算是开始在华夏大地传播了,而且传播得很广。

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》记载,元康元年,竺叔兰和无叉罗在陈留译出了《放光般若经》,此经“大行华京,息心居士,翕然传焉。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,断绢写之,持还中山。中山王及众僧,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。其行世如此是”

可见佛教的影响。

当然,如今,还是道教执牛耳的。

毕竟是本土宗教,有天然的优势。

但要说佛教在已有道教的基础上,居然还能够发展迅猛,并且成为三大教之一,自然是有原因的。

对西晋的统治阶级来说,一直都是缺少这么一个统治工具,而佛教的教义却是完美的契合统治阶级的要求——适合推广加“安民”。

道教的教义是无为、自然、自由,可以“安民”却不利于推广。

得道成仙是有钱人才能想的,便是所谓之法侣财地,普通人对吹出来的梦都是妄想。

当然汉末道教有个流派五斗米教,推广效果很好,好到可以像张角一样造反,结果就被改造了。

黄巾之乱,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。

正是黄巾、五斗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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